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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商学院经历了70多年历史。但仅仅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的商学院就已迅速赶上了美国和欧洲的同行。随着它们的急剧扩张，这些商学院也正面对着新的挑战。
随着时代的巨变，老板、投资人和职业经理人，和那些将要走上创业道路的人，都在思索如何突破组织发展及个人能力的瓶颈，寻找开拓思路、视野的方法论，找到企业的新方向，寻求更广泛的人脉。
对他们而言，读商学院不失为高速、有效解决职业困惑的途径。但招生虚火而综合实力不足的中国商学院，兴许尚不能完全满足这些市场需求。
据“商学院大百科”有关中国EMBA课程年度调查统计显示，中国大陆范围内，各类正规的颁发学位的EMBA课程总数在50个左右，其中80%为中文项目，剩余为全英文课程项目。从培养学生的人数角度来统计，中文EMBA占将近90%，英文EMBA约为10%。十年前，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来时，在国外大学读商学院在为一种时尚，一批国际化特色很强的项目逆市上扬，本土化课程一度失去了热度。
随着近十年中国企业鲜活的创新实践，中国的商学院走上发展快车道，越来越全球化，拥有了与国外一流商学院对话的实力，但也迎来全球化和组织巨变的更高要求。
新型学生的学习需求
中国的EMBA在很长一段时间在企业中备受追捧的重要原因，是企业家、管理者需要补张文凭，顺便补补理论知识。
因此，中国EMBA学员的特征，在一开始就和海外的EMBA群体存在明显差异。
有统计数据显示：海外EMBA的平均年龄35岁左右，而中国的EMBA平均年龄则为38-40岁。海外的EMBA学生大部分不是企业的高层决策者，他们的基本特征是：受过正规大学教育，在跨国公司有多年管理经验；有部分家族企业继承者，经营和管理公司相对成熟。海外EMBA基本为小班教学，三四十个人，精益求精。
而中国的EMBA学生，尤其是前几年，几乎是各大组织最高层，是真正的老总班。而EMBA在中国的诞生和流行，也源于时代的迫切需求。中国有大批政府官员、企业领导人和民营企业家存在相对容易地获得研究生文凭的需求。
不过如今70后、80后的二代们也已经呈现了很强的学习需求。如中欧商学院EMBA项目，每年招生人数就有700多人，足以让海外商学院惊叹。
“大城市的商学院正在吸引更具国际视野的新型学生。”中欧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忻榕如是说。
中国年轻的商业领袖二代，现在普遍接受海外教育，说英语，思想开放而具有多元视角。他们渴望重返家乡，把握自己祖国不断增长的机遇。商学院是他们获得成长、融入国际国内环境的最佳途径。
中国商学院全球化的商学院办学模式，也符合新的时代趋势：面向未来的中国企业与西方同行的共同点更多，而不是差异更多。
过去20年来，大批西方院校纷纷在中国设立校区，但现在中国本土的商学院也紧随其后，走向国际。中欧商学院在加纳和瑞士设立了教研基地；去年3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宣布计划在英国牛津开设校区。
毕业于斯坦福商学院现北京车到加油公司创始人、CEO肖广认为：“商学院的综合实力很重要，有多学科交叉的学校会更受欢迎。毕竟人生要开始一个新的学习阶段，接受大师级教授的授课，感受学院里不同流派、观点的争鸣、思想碰撞，会对自己今后的职业生涯增益颇多。”
中国商学院重圈子缺实力
那么，如何选择符合自己要求的商学院呢？
首先，需要考虑个人的职业规划，公司内部成长、晋升更高的职位或职责的需求。若精通英文，可以考虑国外商学院，毕竟语言是一道不低的门槛。根据需求选适合自己的项目很重要。
其次，是选国际化特色课程还是本土化特色课程，这同时牵涉到了企业战略选择和社会圈子的问题。例如，企业未来的事业会做到全球化，那么就可以接触国际化特色的项目。
海外商学院的优势，是理论体系、大师级教授、国际优秀的企业案例。当然，随着中国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发展后催生出的众多经典商业案例，国外商学院的探讨还是相对较少。而中国的一些顶尖商学院则在本土化企业的创新模式研究上表现更佳。
而选择了一家什么样的商学院，将决定你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圈子，是中国老总圈，还是全球化圈子。
肖广介绍，由于斯坦福商学院本身就是临近在美国硅谷的一所学府，所以学校鼓励创新、创业的气氛很浓，校园里到处都能看到那些硅谷创业达人或“创业狂人”。
“和很多稀奇古怪想法的人近距离交流，不只是有乐趣，更能被他们的奇思妙想‘点燃’。那种影响和熏陶不只是在商学院班上遇到几个商界大咖那么简单。”肖广说。
而圈子的价值，在中国这种“人情文化”浓厚的土壤里更加被看重。长江商学院毕业生奢瑞小黑裙创始人王思明在接受《中外管理》采访时提到：他们班里同学大都是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作为初创期的创业人，可以与同学们相互分享一些企业管理、创业趟坑的经验，甚至学到一些实战战术、战略，自己也受益匪浅。在班里认识的同学或是校友有的成为经常往来的朋友，彼此帮忙甚至成为未来的合作伙伴。
同时，国内商学院的规模大，国内知名大学都会有五六个班，清华大学一年的EMBA学生就有400人，有七个班。这种“圈子效应”可见一斑。
圈子成为超越文凭不少人选择商学院的首要附加值和因素。他们去一个EMBA课程，首先看它的同学是谁。与此同时，社交也变成了比课程更重要的投入。如今，读一个EMBA，学费已然不菲，然而社交费与学费比例高达1∶1的情况已不罕见。因此，当今中国商学院内广泛催生出了一种功利化的圈子文化，甚至“红烧肉文化”。
一位BiMBA校友就直白地告诉《中外管理》，某商学院选班长的依据是谁能拿出更多的钱。“有一个班长卸任了，说我在任内补贴了班里500万。另外一个人说好，我拿出600万。他就当了下一任班长。”
不同的圈子文化也铸就了各个商学院与众不同的校友气质。例如，北大EMBA的学生非常有想法、个性强，能引领变革的潮流；中欧的学生比较低调，什么事情都喜欢运筹帷幄，不打无准备之仗；长江商学院的学生则比较灵活，更多些江湖义气，被认为是民营企业家们抱团取暖的地方。
急功近利，物欲横流，作为部分商学院弥漫的不良文化，我们必须要正视。但稻盛和夫曾指出：中国的利欲浮躁问题，当年日本在经济腾飞时也都出现过，是一个阶段必然出现的，但也会随着新阶段的到来而转变。
中外合作酝酿着新空间
为了增强竞争力，近些年中国的一流商学院多采用与境外商学院合作外聘讲师、联合办学等模式。而国内的商学院教授则“学院派”较多，理论知识尚可，实战经验相对缺乏。BiMBA正是看到了这一问题，于是推出了“一对一导师”模式，将理论和实战更好结合。
而美国商学院中，实战经验丰富的教授非常多。其中不乏著名投资人、前企业高管等具备丰富商业经验的精英。总体而言，国外的商学院更注重学员未来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它的就业导向型和实用性更强一些。
《中外管理》了解到，美国的商学院普遍更注重案例教学、小组讨论、汇报演讲和其他的一些实际工作性的体验，而这些案例教学、小组讨论还有汇报演讲，其实是跟未来的工作生活、工作能力高度相关的一个技能。万科的王石曾这样评价过哈佛和斯坦福商学院：“哈佛商学院培养大企业经理，斯坦福培养企业家。”哈佛更注重管理技能的培训，把学生培养成大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而斯坦福教的是怎样把一个想法或创意商业化，怎样打造杀手级产品，怎样做市场，怎样融资以及怎样处理创始人与投资人的关系等等。
中国的商学院从一开始的引进海外课程体系、引进教材、引进师资，到逐渐加入中国案例，针砭中国实务，也培养出了更多的中国师资走上前台，走出一条中西结合、兼容并蓄的道路。
不要单纯强调中国国情
中国商学院逐渐在与世界融合的过程中，学习了很多国外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做了不少优化，可以说机制上越发成熟。美中不足的是，各商学院将大量精力放在招生和和市场宣传方面，而在内功方面底蕴较弱，尚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需要。
尤其是当全球经济低迷时期，中国企业家嗅到了相当多的海外扩张机会，但随即中国企业家的适应性开始遭遇挑战。早在2008年，麦肯锡出版的“如何应对中国日益扩大的人才缺口的报告”中就称：“中国在海外有业务的公司中，30%的公司领导人承认，当他们面对公司海外业务的时候，面临高管职位无人可派的问题。”同时，也不乏一些还没有做好准备就盲目出海的企业家，因此而付出了高昂的“学费”。
中国企业走出去得到的教训是，简单地复制原有的运作模式到海外市场并不可取。国际化战略也就成为这些有跨国收购野心的公司最现实的挑战。这也是目前一些有国际化背景的合作EMBA项目逐渐受人追捧的重要原因。
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的EMBA为此就有非常清楚的定位：为中国培养国际经理人。这些合作课程的整体特点是，充分调动海内外资源，在国际化的背景下培养企业经理人。他们并不单纯强调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生意经，把中国看成众多国情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过，在海外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肖广也看到，这两年中国互联网和信息化突飞猛进，中国很多创业案例和商业模式超前于美国。他认为，想要在国内创业打拼天下，在中国的商学院“回炉”是个良策。
近年来，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博弈，精英化和大众化的对峙态势，已经不那么明显，而中国商学院将逐渐呈百家争鸣、各具特色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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