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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型基金会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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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型基金会的价值是以资助促进公益生态发展，这是付涛在《资助型基金会价值（案例）研究》之《综述》中开宗明义的表达，可谓切中肯綮。《综述》对于这项研究的背景、由来、研究方法、目标、研究过程及最终成果，作了条理清晰的阐述，值得认真研读。对中国第一批11个资助型基金会（包括转型中）的案例研究，颇具深度，对于中国基金会的发展转型及公益生态系统的构建，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本课题是中国资助型基金会研究的开篇之作，留待10年、20年之后，当资助型成为我国基金会主流模式的时候，其在公益革新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预期。
在中国6500多家基金会中，“资助型基金会的数量很少，可能总量约20～30家，不会超过40家”（引自《综述》）。从全球范围看，在公益价值链中，基金会基本上定位于资源供给者。类比商业，基金会一般做“投资”，不自己做“产品”。基金会与公益服务组织形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作伙伴关系。
以美国为例，非营利组织的捐款，来自个人的约占82%，来自企业的不到5%，来自基金会的占13%左右。美国（以及其他各国）大部分基金会有自己的固定基金，在公益市场，基金会不是募捐者，而是资金提供者，是真正意义上“有钱出钱”的主；相反，中国的基金会是吸纳捐款的主体，且拿了捐款主要自己来花，做项目。中国运作型基金会占绝对多数，这个现状，并不反映运作型基金会与资助型基金会相比孰优孰劣，但可以反映中国基金会业态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是中国特色所致。
分析原因，大体有三：
首先，不少基金会是由草根NGO转身而来的。在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之前，民间公益慈善组织难以登记，不少机构只能登记为企业，很多公益人无奈“非法行善”。当时，我还在中国青基会任职，曾撰文《非公募基金会：背负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指出“只有等非公募基金会出现，我们才有条件声明：中国有了真正的民间组织”，并给草根NGO朋友支招儿：借助《基金会管理条例》设定的法律许可，选择“造车上路”或“借车上路”。前者，筹资200万元，自己造一台非公募基金会的“车”，装上已有公益品牌的“货”，驾车上路；后者，游说愿意做慈善的富人或企业，让其接受你的公益理念和项目，出资成立基金会。前者的好处是独立性强，后者的优点是资金来源可靠。事实上，许多草根NGO就是这么做的，一批运作型基金会即NGO型基金会应运而生。有代表性的比如早期的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后来的天使妈妈基金会、爱的分贝基金会。
其二，中国企业基金会数量不少，其特点是，既“早熟”，也不成熟。在美国，10万家基金会中，公司基金会仅有2700来家，慈善捐款来自企业的比重也很小。美国数量最多的是家族基金会、私人基金会，用的不是公司的钱，而是个人的钱，包括现金、股权、遗产捐赠等。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有一个小的公司基金会，用公司的利润来支持；而由盖茨夫妇办的家族基金会是个大基金会，由个人捐赠股权设立。
中国的慈善捐款，60%以上来自企业，这也是中国特有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富起来的是一批私人企业家，无论是出自承担社会责任的自觉也好，为了提高企业的美誉度也好，抑或是担心“不共享就要被共产”（卢德之的理论），还有道德绑架因素，许多企业提前预支了自己的收益来做公益。企业办的基金会，多半会自己做公益，这也顺理成章，毕竟做资助型基金会需要较高的专业水平，这并非企业基金会所长。
其三，草根NGO能力不足，与其资助他们花钱，不如自己花钱来得踏实。我与一些基金会领导人讨论时，不少人持这种观点。我则会谈四点不同看法：第一，草根组织弱是因为资源少，所以需要基金会多给资源；第二，找人做事比养人做事更有效率，如果资助一家草根组织项目做得不成功，可以换人，机构换员工可不那么容易；第三，推动公益行业发展，基金会责无旁贷，也需要勇于承担资助项目可能出现的失败风险；第四，公益是一个生态系统，行业整体好了，基金会也会活得更好，基金会要做热带雨林中的参天大树，不要成为沙漠中的胡杨树。还有一条，《基金会条例》把管理费用定得那么低，其中的立法思想就包含了这一点：基金会是公益资助机构，而不是公益项目的运行机构。
这些年，一批有实力的基金会，包括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开始向资助型机构转型，与草根NGO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共同成长，在推动公益行业价值链、生态链产生良性变化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影响力。
对于资助型基金会的未来发展，在五个层面存在突破的可能性：
第一，突破官办基金会的“利益铁三角”。
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中，曾经在动员社会资源、弥补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和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创造了诸如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优秀公益项目。这些“老牌”基金会影响力大了，发现在社会捐赠活动中，来自自然人的捐款笔数多，金额少，管理成本高；来自企业的捐款，笔数少，金额大，管理成本低，于是转而“理性”选择“大客户”战略。无独有偶，企业捐款人最喜欢项目的政府背景和捐款投入硬件建设。政府背景有助于企业建立良好的政府关系，而投资硬件由捐赠企业命名，是提升企业美誉度的最好软广告；对于基金会来说，与政府合作的项目，政府还可能匹配资金，参与管理，省了基金会很多管理成本。政府背景、企业青睐和基金会“傍大款”策略形成的“利益铁三角”，不断强化捐赠资金的硬件导向和向体制内的逆向流动，成为民间捐款回归民间的巨大障碍。而这种固有利益关系的惯性力量，成了这类基金会改革转型难以突破的路径依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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