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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企业的三大转变
 
  步入“新常态”,我们要有新的平常心。早期,我们的改革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会给一个特定群体,例如农民、农民工,带来直接的利益,改善他们生活,同时,不损害其他群体,经济学上这叫做帕累托改革。但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种机会越来越少,当改革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的时候,可能一部分人作为既得利益者会形成损失,因此,会产生改革的激励不融的问题,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讲的卡尔托改进。它的核心是如果认为改革总的收益是正的,是有改革红利的,就可以把一部分改革红利拿来补偿那些在改革中付出成本的群体,使改革变成一个大家都有相同的激励,可以容易推进的方式。
以新型城镇化为例,最初很多人不知道新型城镇化的含义是什么,地方政府跃跃欲试,以为是大规模投资建设的机会,但是,当中央政府告诉他们,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与户籍制度改革几乎是同意语时,地方政府马上想到的是,我要付出成本,我要为农民工市民化付出成本。他们就会算账,于是,解决一个农民工变成市民,有人说要十万元,也有人说要二十万、三十万。在改革这个问题上需要付出成本,但改革的好处又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于是,大家就僵持在那里。

单就户籍制度改革,我们曾做过计算,它将给我们带来几方面的红利:一是让农民工更加稳定地留在城市,提高我们的劳动力供给,解决现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二是继续拉动农民工从生产力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力高的非农部门,提高资源的重新配置效率;三农民工有了基本公共服务,有了社会保障,消除后顾之忧,就可以像居民一样正常消费,平衡我们的消费结构,更有利于我们转向内需和消费需求拉动的这样一个宏观经济。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可以一石三鸟的改革,据我们测算,可以给中国GDP增长速度带来1至2个百分点的直接增长。改革红利巨大,但每个群体所得份额可能不一致,这就需要中央顶层设计把这种改革红利预先支付给那些付出成本的单位,同时和他们分担改革成本,推进我们的改革。

另外,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了,从1995~2010年的10.3%下降到了“十二五”期间的平均7.6%,到了“十三五”,如果没有其他变化,可能还会降到6.2%。但是通过改革,可以从若干方面增加未来的实际增长,使其比潜在增长率更高一些,这就是所谓的改革红利。

具体到2015年经济增长,我们测算的结果是,自然的增长减速,2015年潜在增长率是6.86%,但如果我们一部分改革效应显现出来,同时略加一点刺激,以争取达到7.23%。

在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越来越多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核心是资源重新配置,这是一个竞争的过程,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虽然可能有国家政策、社会保障托底,但我们要保护的是人,而不是那些落后的生产能力,这也将是未来我们最主要的经济特征。

对于这种状况,企业也要有平常心,发展模式也要转变。适应新常态,企业转变主要有三方面:第一,过去是横向找投资机会,今后则只能从纵向中抓效率的改善点和创新点;第二,过去是向外找市场需求,但是今后越来越多的是向内寻找新的创新点;第三,过去一有不同的盈利机会,企业就蜂拥而至,但今后这种拍浪式的机会越来越少,更多的可能是创新的突发点,谁抓住了,谁就异军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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