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企业管理

在1990年的一篇极富煽动性的文章内，美国克林顿总统第一任内的劳工部长莱希提出了“我们是谁?”的问题。莱希认为，根据公司总部或最初设立的地 点，来判断、德国或日本公司，是不正确的商业看法，也是不良的政策制定基础。因为国际企业日益重要，公司已经扩展其生产、研发及跨国界的 销售活动。许多公司的外国员工较本国员工多、全球销售较本地销售量高、国外所产生的利润百分比也较国内高。

下表就显示美国一些著名的公司，实际上已成为全球性企业。所以在此情况下，这些公司的国籍是如何被认定的?莱希认为既然这些公司没有特殊国籍， 因此政府政策应该认清事实，鼓励公司根本不要在意国籍，尽量针对人力资本国家展开投资。

虽然莱希指出了这个重点，却也忽略了另一个同等重要的事项，即推展国际企业，和平衡不同贸易国间互相冲突的文化与目标。推展国际企业带来的特 殊机会，也为公司及经理人带来新的挑战及风险；有些挑战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例如如何组织公司，及如何了解地主国的经济与政策，有些挑战范畴虽狭窄却非常重要，例如报酬制度的内容及我们应如何管理汇兑风险。

在这一章，我们将专注于从事全球性商业活动的四个观点：(1)国外投资决策；(2)管理政治上的风险；(3)了解国际汇兑；(4)组织跨国公司。

一、国际投资的动机

在不同文化的遥远地方作业，困难度远甚于国内。反之，国内公司具有竞争优势。因此，公司向国际投资必须具有一些正面理由。

(一)外国公司可能有的竞争优势

国外投资所发生的风险及问题，也有它的一些可能报酬。有些工业是以规模经济著称，因为全球市场占有率高的公司有能力以较低的成本结构，进行更 有效率的营运。因此，大型跨国公司因其低生产单位费用，较小型的本地公司占有优势。而且，在本地生产也许是进入市场或维持市场占有率的惟一方式。 许多公司从出口外销作业转移至国外生产，是肇因贸易障碍限制，或是威胁到其产品进入目前或潜在的市场。如果竞争者在贸易障碍之内建立生产设备，他们可能有能力扩展其市场占有率减低成本，及在其他市场上做更有效的竞争。 这是防御性国外投资的一个例子(即扩展国外的动机是为保护市场地位)。地域性贸易协定的重要性已然形成，这些地区以外的公司，藉在会员国内投资来建 立它们在协定内的地位。其中一项重要的例子是，日本公司在英国及墨西哥投资，好让自己得以进入欧洲共同市场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另一项公司可以利用的优势是其卓越的知识或技术上之专长，这可能是导因于研发活动或产品行销方面的技术。重知识的工业，例如化学、制药及电子 工业已成为国外投资活动的主要来源；注重品牌识别及推广技术的消费性产品工业，也成为国外投资活动的主要来源。公司可以利用生产与行销这两种知识， 来弥补国外投资的困难。这些公司可提供降低了的作业成本或差异化产品，以展开竞争，即使其成本结构较高。

虽然，具卓越知识的优势可以解释公司在国外竞争成功的原因，却不能解释公司为何去国外投资。这些优势可以扩大外销量，但是当外销受到管制或竞 争的威胁时，国外生产就变成迫切的需要。国外公司一旦经由外销产品或服务建立市场后，本地竞争者就会加入这个市场。因定额或关税的保护，致使本地 公司有能力与外国生产者竞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取代外国生产者。

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负债的未开发国家，正在推展积极的贸易政策。这些政策时常包括进口替代品。鼓励本地生产，以减少进口和激发外国公司投资 本地。

许多国家正在进行广泛的民营化计划。结果，以往公营的企业转至有相当多外国股份的私人公司。在电子通讯业内，民营通常需要继续保护市场以吸引 外资。

另一项向国外扩展的主要动机，与减低成本有直接关系。为确保获得如石油、矾土或橡胶等低价格原料，国外投资时常是必要的。如果不能取得这些原料，公司与垂直整合型的竞争者比较，就会处于劣势。在此情形下，劳工也可被视为是原料。所以在国外设厂生产，以取得较低的国外劳力成本的利益，也 属于此类动机。

与降低成本相关的是，成立国外办事处与设备，来服务位于国外顾客的需求。甚至连主要经由外销管道销货的公司，发觉与顾客的售后关系也需要在本 地作业。对于一视同仁各国顾客为其国内顾客的服务业，例如银行业，也已经扩展到海外。

另一项国外投资的动机是，公司可取得国外政府提供补助的利益。为了吸引科技产业、就业机会及外汇，许多国家对外国公司提供特殊税赋优惠、关税 保护或低于市场利率的融资。这些补助，在公司评估国外地点时，经常是重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些额外的吸引力，投资计划可能无法成立。但是有了适当的 吸引力，计划就可被接受。

直接投资国外的最后一项动机是，公司希望分散其财富的分布地点。现代财务理论已显示，持有分散式资产组合的利益。犹如进行跨产业的多元化经营 具有潜在利益，跨国作业也是有利可图。不幸的是，因为某些因素使得个人投资者，不易拥有其他国家的证券。

这些因素包括以下几项：(1)许多国家限制资本流通，不允许证券资产投资组合；(2)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甚或连一些已开发国家的资本市场，都缺乏深度 与广度；(3)只有相对少数公开上市证券存在，并且被少数投资者占有；在这些国家内虽然没有正式限制存在，外国投资者仍无法取独得资产。

甚至在发达国家，完成投资也很困难。税法各国不同，而且关于证券的资讯，也不如美国容易取得。因此，虽然投资者相信国际性的资产分散化有利， 却也无法分散本身的资产组合。

个人分散资产组合的一项选择是，投资大型跨国公司。这些公司拥有法律人员及工业知识，可以跨越资讯的障碍进行直接投资。这项争论衍伸出的一个 后续问题是，股东可以指示公司管理阶层分散投资，以取代个人分散化投资。因为个人分散化投资被正式或非正式障碍所阻止。但是，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 公司的确是因分散化问题受到鼓舞。

(二)国外作业的缺点

正如前述，在国外作业，公司会面临到一些额外的困难。在讨论现金流量预测及风险调整时，最好将下面几项潜在的困难谨记在心：

(1)公司被视为外来者，而且会引起消费者团体、国内竞争者及政府官员的愤恨情绪。时常，有些利害关系人士不相信他们的外国母公司；本地利益团体 又视这些公司为不忠诚。这种态度使得莱希的建议并不正确。

(2)国外作业的实际地点与总部距离很远，较难搜集资讯也难传达，使得管理上的控制更加困难。

(3)在决定组织设计及人事政策时，须考虑不同文化的存在。必须学习新税法及法令，并且将之加入财务计划及公司政策之中。

(4)以外国货币交易会增加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以及成为风险的显著新因素。

(5)公司必须在不同政治环境下作业。不了解该地环境及法律，会遭致严重的惩罚，包括使公司处于与祖国法律相冲突的处境中。

此外，如果政治情况较母国不稳定，公司必须应付快速变化的环境，以跟上最新发生的事件。公司必须在资讯搜集中投注资源。

(三)国外现金流量的评估

现金流量预测经常发生的缺点是，它无法指出关于国外投资的所有潜在利益与问题。如果在估计现金流量时，能够不忘国外投资计划出现的动机，可能 就会减少错误。

分析家评估国外投资现金流量的主要困难是，由独立的本地投资计划产生的现金流量，与应计给母公司的现金流量产生歧异。有数项因素导致此分歧：一些受 制于投资者，其他则取决于公司的作业环境，包括政府。导致分歧的因素以后会详细解说，但不论原因为何，重要的是，投资者必须了解影响他们财 务状况的现金流量是相关的因素。现金流量评估为一个三阶段过程：第一阶段是预测所有的计划或独立计划；第二阶段是公司估计整个系统的利益与成本； 第三阶段是考虑税法与汇率的影响，这导致投资者须估计其现金流量。这个三阶段过程必须指出使得两种现金流量分歧的因素，以及转换国外现金流量估计 值为投资者母国现金的方法。

二、分歧的来源

(一)互相依赖性

前段已提及，国外投资经常肇因于防御性动机，是对贸易限制或竞争压力的反应。在这些国外投资案中，它们产生的一些销售量，会被公司现有部门先 前的外销量啃噬掉。若其他单位瓜分去的销售量，在没有进行国外投资之下，仍能获得维持，就不应该包括在该国外投资计划的收入内。同时，如果这些销 售损失是因为贸易限制或竞争，则应该正确地归在该计划名下。

现举例说明此点，某公司正考虑一每月6000单位、每单位50元的国外投资案。公司目前以外销方式服务此市场，销售量为4000单位，每单位60元。 有一个主要竞争者已在同一区域建立设备，以避免下年度将实施的进口限额。如果公司不跟随情势做投资，估计外销量会是1500单位，每单位50元，反之， 外销量会掉至1000单位。有多少销售收入应该归功于国外投资呢?

正确的答案是：该海外投资所增加的数量与不做时的数量相比，每月金额是：275000元，即进行扩张时的总销售额350000元与不做扩张的75000元之间 的差额。275000元代表投资产生的30万元，减掉被现有销售吃掉的25000元。其余外销减少量(165000元)不在计划中减去，因为即使在不做投资的情况下， 也会损失这些销售量。

在此例子中，销售收入的变动被用来说明彼此互相依赖，但它们仅是现金流量方程式的一方。在更完备的分析中，也必须考虑成本。如果在国外作业的 成本较高，则在估计现金流量时，应该考虑增加的金额。在此，相关重点就是现金流量的净冲击。

转移价格时，也会显示这种相互依赖性。一旦国外作业成立之后，公司之间的交易，很可能会超越国界。当营业个体之间互相交易时，公司会设立转移 价格，转移价格并不一定依市场水准而定，因为尚有税赋影响及货币限制。转移价格可以将高税赋区的盈余移转至低税赋区。价格政策的内部影响就是在高 税赋国家减少所记载的现金流量，将它们增加在低税赋国家上。从整个公司观点来看，减少税赋费用即为增加现金流量。但是，如果没有仔细分析，现金流 量的来源可能会被记载错误。以下是个转移价格互相依赖的例子。

一家公司正在考虑投资向母公司购买零件的海外加工厂，零件的市场价格一套是30元，对本母公司的利润贡献是8元。经过加工后，会增加成本10元， 子公司可以50元出售成品。母公司与子公司所在国之税率分别为30%及40%。在目前的转移价格水准下，母公司的税后现金流量为11.6元，即5.6元为母公 司，6元为子公司。因为税率不同，对母公司来说，较高的转移价格会导致较高的税后现金流量。在转移价格为40元时，子公司的利润完全被消除，但是母公司的税后盈余则上升为12.6元。如果在评鉴海外投资计划时用40元做转移价格，并且不发给子公司最后应得之现金流量，这项投资就会被拒绝。在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假设所有的销售都依赖建立加工厂(因为贸易限制)，甚至在子公司帐上不记载任何现金流量的情况下，正确的投资现金流量会是12.6元。因为互相依赖，正确指出所有相关现金流量的金额及来源，就变得很重要。

(二)汇款限制

地主国通常会限制子公司以红利形式付给其国外的母公司之金额。这些政策一般是为减少收支帐赤字的完备计划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会每年出版的 《汇兑合约及限制》一书中，都记载实施的限制及政策的改变。在作投资决策的时候，重要的是必须了解目前的限制，以及预测连续执行限制或在未来实施限 制的机率，后者的预测需要对地主国收支平衡帐的情况加以评估。

限制有许多种形式，通常是只允许付出每年盈余、保留盈余或是销售量的某一最大百分比。无论限制的形式为何，它们都会延迟现金流量收讫，而减低 了这些现金流量的价值。损失的多寡是取决于限制的严苛性、延迟收到流量的时间长短，以及资金返回本国前之投资机会。例如，假设投资有10年生命期， 每年可产生净现金流量100万元，红利付款限制在前九年是每年40万元。但是在第十年年底，可以支付与累积保留盈余相等的金额。在此例子中，必须考虑 的现金流量是前面九年每年40万，及最后一年600万。如果在此期间内，现金可以再投资，则应包括额外的利息收入。如果40万可以再投资，并获得10%的 利息，而且这些盈余在第十年年底可以算为红利，则最后的现金流量会是640万加上230600元的利息。

在本例中，现金流量等同盈余。通常，它们因非现金支出，例如折旧的存在而不同。盈余与现金流量的不同，会让那些可以付返回国的现金流量变得有些暧 昧不明。如果红利付款的限制是依盈余而制定，折旧费用的正现金流量就无法付返回国。除非这些款项可以有利地应用在地主国内，否则以母公司的利益来讲， 最好维持低折旧费用，以使国外红利的税后收益极大化。虽然没有一般条例可以适合所有情形，然而充分了解现有的全部限制及其意义是绝对必要的。

(三)课税

计算现金流量牵涉到不同的税率。国家不同使用的税率也不同。从美国投资者的观点来看，通常取税率中高者来计算。美国政府虽给予外国公司减免税 额，但不超过美国税率的最大值。所以超过此税率就会减少投资者的报酬。

(四)补助

对某项投资计划的决策，时常也受地主国所提供的特别待遇的影响，如前段国外投资动机中所述，特别待遇有许多不同形式，如果对方有充分的补助， 则没有补助就不可能通过的计划，就会变成可行的投资。对潜在投资者来说，主要问题是如果地主国改变政策，这些补助是否会被取消。若投资计划在其寿 命期间，始终留在地主国，政府可能提供价值不菲的税赋优惠。税赋优惠是吸引资本和科技知识的必要鼓励。一旦做了投资，有的政府便可能改变税法，或 是设立新的限制，以抵销原来的补助。

潜在投资者需要评估补助，及其被取消的可能性。十分保守的作法是，只接受没有补助也可行的投资计划。比较合理的方法则是加入风险，或是在未来 可能失去补助的机率，来调整现金流量。了解补助的重要性，也可使投资者采取必要步骤，以减低失去补助时的冲击。

三、政治及作业上的风险

政治风险的定义虽有不同，但是可以很容易地指出一些一般的特征及例子。首先，必须区分国家、经济及政治这些密切相关的风险概念，并且了解彼此间的关系。国家风险指的是在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下，进行企业活动的 风险因素。例如，银行家通常审查欲投资国的经济情况，包括其收支平衡帐、其中央银行之政策及其效用，主要经济部门(进出口、趋势与展望、资金的流动 及金融之调停)、社会情况、国际关系，以及世界事件对本地经济的影响。

一般来说，经济风险非由政治而来，它们包括从科技改变、竞争者行为及消费者喜好之改变而来。但是在许多例子中，国家的政治事件与经济风险之间 有密切关系，例如，在黎巴嫩内战时市场结构的瓦解；伊朗革命成功后，霍梅尼政府禁止某些西方产品的进口；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不确定情势，都是政治事 件使经济风险加重的清楚例子。

同样的，虽然多数劳工罢工有其限制范围及经济原因(例如薪资、福利的争议不合，或其他与工作有关的问题)，许多全面罢工，例如1978年的尼加拉瓜， 及1980年的波兰大罢工，很明显的都是政治性质，并且广泛波及到经济。甚至有明显的经济目的，如为控制通货膨胀而设立的价格管制，也时常带有政治气 氛。因此，分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风险，有时是很困难的，且只有极少数事件为例外，绝大部分是这二种风险都混合在一起。

虽然政治风险定义各有不同，但为方便在此讨论之故，我们将政治风险视为国家风险的一部分。政治风险一般被定义为因政府行动，或其他带有政治性 质的非市场事件而使投资价值或现金发生变动。而国家风险一般注重在整个国家的投资环境上，政治风险是从政治环境中冒出的。以下是政治风险事件的例 子，对国外投资的现金流量之大小及分配，可能有负面影响。

①税法及汇兑控制的变化，尤其是在差别待遇或专断行为上。

②地主国对本地生产、来源或雇用等措施的规定。

③对所有权隶属于外国的企业在商业上的歧视。

④本地贷款能力的限制。

⑤政府对私下协商合约的干涉。

⑥无适当补偿的没收征用。

⑦因政治暴动或内战而引起设备上的损失及毁坏，或人员的伤害。

因为政治风险事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经理人必须了解可能影响地主国及其特殊工业、公司或计划的政治风险事件的所有范畴及种类。

政治风险事件导致的最戏剧化损失中，就是那些因革命兴起和恐怖活动造成的损失。例如，在1977年12月，吉悌电信(GTE)与伊朗政府签了一纸价值五 亿美元的电子通讯合约。根据合约，吉悌以一般应用于中东交易的公开信用状，而非保证金的方式，预支给伊朗9400万美元。根据其长期对伊朗的经验及信 心，公司并未在合约中声明在何种情况下，伊朗才可兑现信用状，也没有为自己承担的风险投保。结果在伊朗革命后，计划无法进行，公司可能损失5000万 美元，还不包括信用状。如果那些也包括在内，吉悌潜在的税后损失会超过6000万美元，可能是在伊朗损失最大的一家公司。

除了革命、政变，及恐怖分子的暴力活动外，政治风险也可能以法令或条例改变的形式存在。例如在伊朗，优富公司建立了欧洲与远东最大的轮胎厂， 并享有政治贸易与投资保护的承诺。20世纪70年代，由于有两家厂商在市场竞争，这项保护尚未到期就被取消了，迫使美国公司的生产作息从一天三班制， 改为一天8小时。法律或管理条例的更改，也可能集体指向公司，一如伊朗国王为增加工人对伊朗境内外国公司的所有权及参与权，命令这些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这项行动对外国企业来说，不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也制造了混乱。

无论是因选举、政变或革命而导致政治上的改变，部分原因可能肇因于经济事件，因而可能改变对外国投资者的政策。例如，意识形态的转移，可能导 致没收多数，甚至全部所有权为外国的公司。

像革命或没收这类事件，相当吸引世人的注意，并且可能使公司避免进入纷乱的地区。政治事件本身并不一定会对企业构成风险，例如，1975年，海湾石油公司在安哥拉内战时期，因与意识形态不同的执政党谈判，而获致十分优 惠的关系。陶氏化学公司在1973年，智利的艾伦迪政府被推翻后，重新进入智利。

但是这类重大事件都属例外，而非常态。虽然，不可否认的，古巴与伊朗革命为美国公司制造了重要问题，但多半这类政治意外事件所呈现的是个体， 而非总体风险，且影响层面主要是在公司的作业而非所有权。像这类政府或意识形态的改变，一般会引起价格管制、对外国雇员的限制、制定本地赞同的条 例，或是其他管理条例上的限制，而非局部或全部没收。例如，在1983年，委内瑞拉的外汇短缺时，它命令国内公司延迟偿还国外债务数年。许多债权人了 解金钱有时间价值，立刻展开大幅折扣谈判并达成协议，以致损失惨重。

事实上，在政治环境变动的情形下，政治上的不稳定与冲突，不一定要加诸限制于外国公司，甚或为此类限制的先决条件。因为政权的没落或兴起，或 者改变敌对政党或特殊利益团体的特征及力量时，价格控制和其他管理上的限制，可从一般政治的常态运作过程中产生。在同一时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的民营化计划，与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国营化政策，就是一例，显示改革不同的政治理念如何落实在经济层面上，而导致重大的财政后果，影响经理人和投资 者。

正常政治运作过程影响国际投资的另一个例子，就是1992年欧洲共同体(EC)的单一市场活动，它为全球性公司带来巨大的风险，也带来巨大的机会。 当欧洲展开经济与政治统一时，公司可能因为条例的改变，而被排斥在某些市场之外，例如西班牙与葡萄牙，因其廉价的劳工，吸引了许多外国投资者。但 是，当他们将工资提高以符合欧洲共同体的1992年单一市场计划时，其劳工在未来便可能不再有吸引力。依据1992年以前的经济情况而在西欧做重大投资的 公司，可能发现它们的投资，在1992以后的世界，就由甜转酸了。跟随最新的政治及管理条例改变的重要性，应被值得再三强调。再看东欧，伴随冷战而来的相当稳定的经济与政治气候，因体制的改变而变得混乱不安。瞄一眼东欧集 团，就可看出其中存在非常严重的政治风险。在南斯拉夫，以前繁荣的城镇与富生产力的工厂，都被战争与内战大量破坏。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与斯洛伐 克之间因经济改革步调不同，已经导致国家分裂，对在斯洛伐克投资的外国公司有不利的影响。奇异公司在匈牙利投资的15000万美元照明器材厂，因为政 府未随匈牙利飞升的通货膨胀将其货币贬值，而蒙受损失。雪弗龙与前苏联政府签有合资条约，现在只得与许多独立的共和国展开个别谈判，加上，俄国长 期缺乏硬性货币(hardcurrency，价值稳定的货币)，及其摇摆不定的货币政策和价格改革，使任何即将发生的投资都蒙上一层阴影。

俄国是另一种政治或国家风险的例子，其经济的转变比法令更快；在俄国的投资者，必须对付影响私有财产的快速改变，甚或不存在的法令与条例，而 难以保护在当地进行的投资及建立投资者的权利。

另一个政治风险的例子，及其曲折的过程，则牵涉到了一家加拿大公司雪瑞特的董事会。这家公司的董事及其家族被禁止进入美国领土，因为他们的公 司在卡斯特罗政权下的古巴经营矿业。美国在1996年通过赫姆斯一柏顿法案，对在古巴营业的非美国公司进行制裁。雪瑞特不在美国营业，也没有违反加拿 大的法令，但是董事们的子女却不可以到迪士尼乐园或是美国的任何地方。

就如这些例子指出，全球性市场的本质充满着混乱及不稳定。此混乱与不稳定的某些层面是否会对企业造成风险仍不确定，它的答案要视工业、公司或 计划之特性及管理行为而定。因此，政治风险的因素，会因不同的国家及公司而有非常大的差异。甚至在同一国家内，政治风险常因工业而不同，在许多情 形下，也随计划而异。

例如，在乡下的暴动，也许会严重影响商业性农业的作业，但是它对金融服务或是保险公司的冲击可能极小。因此，衡量直接投资国外的政治风险，涉 及分析总体或全国性风险的因素，以及对公司或其计划特有的政治风险因素。

(一)监视发展

监视包含建立情报网络、提供政治、社会及经济上的资讯，以了解地主国的事件；对世界进行广泛投资的大公司，例如石油公司，搜集情报的过程，几 乎可以完全内部作业。有分行制度的跨国银行的情形也一样，可以指派本地或部门内的职员其主要任务为搜集资讯，并传递至总部进行评估。

现在，许多大公司雇有经济学家及政治学者，提供国家风险的评估。虽然这些职员在监视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分析仍应与驻在当地的线上职员 的评估结合。只是依据总部员工，或是驻当地线上员工的分析，容易造成偏见。总部员工的评估倾向较客观的看法，但是因为其评估地点距离地主国有一段距 离，因此时常忽略只有驻在当地才能取得的内幕消息：驻当地的线上员工虽有本地生活经验，但是时常不愿意指出或承认其母国，或掌握管辖权之国的缺点， 部分原因是负面的资讯可能对他们本身的活动不利。例如，银行的分行经理就是提供地主国资讯的适当线上人员，但是他们个人的利益是扩张借款，或是销 售银行的其他服务。此类基本冲突，时常会将偏见带入资讯搜集的过程中。较小的公司，一般没有足够资源来发展本身的资讯网络。它们依赖从专门搜集资 讯公司买来的资讯。虽然公司的主要资讯来源为外部，但仍须建立内部监视系统以做为第二来源。当地人员及总部人员的评鉴，应与外部资源比较，以查明 其一致性与正确性。公司不应该过分依赖单一来源，或其目前来源已错过太多趋势或改变，却仍然自满于现状而不愿意更换顾问公司。

(二)预期政策

所有资讯的评鉴，都应该以预期地主国政府的政策改变后的目标，或是其他利益相关人士的态度为基础。有些变化会影响公司的一般作业环境，其他变 化则会直接冲击公司的作业或是所有权结构。

环境变化可以是一般性或具有特殊性的。前者为企图刺激或限制经济活动的总体经济政策。有加速通货膨胀或有困难履行外界义务的国家，很可能采用 紧缩性的货币或财政政策，而对从事内销为主的公司而言，其收益会减少。其他与总体经济政策有关的改变，还包括了价格和工资管制及货币限制。从前面 现金流量预测的讨论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些改变会如何影响公司及投资价值，重点是如果管理阶层可以事先预期这些政策，即可采取必要步骤以减低冲击： 可以在管制实施前提高价格；在本地货币禁止兑换之前，做外币汇款；或是安排平行借款，以减少在当地的货币障碍。

公司也可经由长期政策来减低风险。如罢工的劳工不安状态，各国严重情形不一。在时常罢工的国家，公司可选择较不依赖劳工的科技，或采取减少罢 工威胁的雇员政策。

一家在英国有主要生产设备的大型美国电子公司，在高度工会化的英国，拥有完全非工会的劳工。公司以慷慨的福利及公开的员工—管理阶级关系，来 维持这样的劳资情况。这些政策虽带来额外费用，却减少劳工抗争的风险。因此，公司从未因罢工而损失生产时间，并且在建立年资与报酬制度上有更多的 弹性。

从关心经济环境中产生的特殊政策，可能直接影响公司的作业结构。关于本地对公司制造和本地人在管理层级的位阶的满意度和补助本地消费的价格， 或是公司投资国内基础设备的规定等，均为此类例子。一般来说，影响转移价格的条例或对代理合约和版权付款所设立的限制，也是同类例子。

最后一种风险是，政府干涉资产的所有权或公司的投资。政府有许多方式，从课征处罚性税款和罚金到直接涉入，以扣押外国投资者之财富。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有本地所有权参与的条件，与以某种形式补偿的国有化。无论它是以何种形式出现，任何非自愿的所有权结构变化，多半会对原有的投资者不利。如果有利，原有的投资者不用强迫，就已采取行动了。一般来说，对外国投资者增加干涉和改变态度，都是在重要经济或政治事件发生之后展开的。这也是为什么要监视及预期活动的原因，因为这些活动让公司在还有操控的空间 时，减少自己暴露在风险中。

(三)适应环境

修正和更改公司制订的政策以反映地主国的政策改变，就是一种具适应力的象征。在海外从事企业活动，需有意愿及能力回应不同的法律、政治、社会 及经济环境。有时候，这些修正在某些方面非公司所愿，但是为减少国外投资的风险，却是必要的。合资就是个重要的例子。

合资代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公司或团体的投资者，分享营业实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符合本地共有所有权的规定，时常是国外投资的必要条件。它 是基于国家主义及期望资本投资的一些报酬，可保留在地主国内这二种想法之上。其他时候，公司为了共同合作，自动寻求合资关系，例如，一家公司可能 有资本或是已建立好的配销通路，其合伙人则拥有特殊科技或是品牌。

虽然还是有些主要的例外，调查研究的结果仍指出美国大多数公司对合资仍然犹豫不前，尤其是那些涉及本地合伙人的合资案。反对的理由多半集中在 管制问题上。合伙公司需要具备可以进入科技及价格资讯方面的能力，这可能使其在未来成为强势的竞争者。不同的目标也会导致争议，例如红利政策、价 格转移、财务结构之决策、代理合约，以及国外合伙人致力于使其全世界子公司生产合理化策。

合资的利益包括得以进入以其他方式无法取得的市场，及减少政府干涉外国公司的机会。因为有当地人参与公司的经营权及管理阶层，而使子公司失去 一些外国的特色。这也帮助公司可以转移关于开发、资金抽逃及外部控制的批评方向。本地合伙人与公司有利害关系，也促使他们代表公司展开游说行动。 政府所加诸的任何管制，都可能对本地利益有不利的影响。

仔细选择本地合伙人是十分重要的，在最好的情况下，除了有个方便的国籍外，还可以为企业带来技术或贡献。如果国籍是仅有的贡献，那么外国投资者应尽量寻找可靠，且在政治上是主流的合伙人。若本地合伙人隶属反对党， 则可能导致在其他情况下不会发生的强硬处置。

减少暴露风险的最后方法就是购买保险。许多已开发国家，包括美国，都有政府或类似政府组织支持的保险计划，为海外投资保战争、没收或货币无法 汇兑的风险，也有经由劳伊兹(Lloyd‘s)赞助的私人保险市场。在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theOverseasPrivate InvestmentCopoiration，OPIC)提供保险，以及融资专案协助美国私人公司在较落后国家进行投资。OPIC索取的费 用依保险项目和总额不一而足，也依据投资相关的风险。OPIC的行销十分成功，多半在较落后国家内展开非石油投资的公司，都保了一些OPIC的保险。

购买OPIC保险的决策，必须依照一般风险管理决策而定。公司需要衡量费用与预期损失，及其负担损失的意愿及能力。购买OPIC保险可能为公司带来道 德赌注。具有保险，会使公司忽略减低风险的政策，而造成较高的损失事件。到最后，这会反映在较高的保费上，或是较低的可用保额上。因为OPIC的保险 赔偿通常都需要长时间的谈判过程，公司应该避免“不必担心，我们有保险。”的态度。

我们给的最后警告是，投资者不应认为政治风险只发生在较落后国家的投资中。本章，或以往所讨论的每一种政治风险，几乎都存在于每一个国家中。 当然，环境因素是普遍存在的；但是甚至在西方民主国家内，国营化及改变对外国投资的态度也是很普遍的。投资者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下，可能有较佳 的求助机会，但是，当地政府干涉企业营业及损失财富并非不可能发生。即使在这些国家内进行投资，公司在作投资决策时，也必须要考虑这些因素。

四、外币汇率

国际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活动的是货币，并不是说全球化公司对赚钱有更多或更少的兴趣，而是它们所付出及收到的金钱价值，不停地在变动。在 每一项国际贸易上至少有一方，在交易上所使用的货币单位不是本国货币，这增加了一项在国内贸易中不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国际企业中的公司需要 了解影响汇率的因素、风险的金额大小，及管理或减轻风险的方法。

国外汇率是一货币以另一货币为基准的价格。如果美元与英磅之间的汇率为1.62美元，即意谓有人愿以1.62美元购买1英磅。有时，汇兑关系以相反 方式表示，即1美元可购买0.6173英磅。这两个价格，无论是每1英磅等于1.62美元，或每1美元是0.6173英磅都是相同的。

汇率的水准是依交易送达日期而定。如果交易是即期实行(其实是一两天之后，因为银行交换手续的关系)，就称为即期汇率；在未来某一时期才发生的交 易，则称为远期汇率。

远期汇率是依送达的天数而定。在金融市场中，很少给超过90天或180天的，但是金融机构可能愿意为几年期间订价。下表提供不同到期日及货币的即 期汇率与远期汇率，即期汇率与远期汇率之间的关系是依二国的利率而定。有较高利率的国家的货币，它的远期送达比即期送达的花费低。根据下 表，英磅的即期送达要1.6262美元，但是90天的远期送达只要1.6226美元，故英磅被称为以远期折扣与美元交易。从另一方面来看，日元以加价对美元交易，它远 期90天的价格比即期送达还贵。日本的利率比美国低，而美国的利率又比英国低。

了解远期合同是很重要的。虽然交易是在未来的送达日期才发生，价格或汇率却在今日议定。远期英磅的买者同意在90天后付1.6美元，届时，无论英磅的即期汇率是多少，买者都有义务接受所送达之货币，并付以当初同意的汇 率。如果到了90天，即期英磅率是1.7美元，买者有每英磅0.1美元的利润，若即期汇率是1.55美元，则会有每英磅5美分的损失。远期合同可以作为货币 价值的投机工具，如下面章节显示，它们也是管理或避免汇率风险的主要方法。

进行跨国企业的公司，通常都负担某一程度的汇兑风险。风险来自汇率的变异，亦即未来现金流量的不确定价值。一家美国公司以德国马克(DM)定价进 口的德国机器，但在付款日到期时，却无法确定德国马克的美金价值。如果机器工具值300万马克，付款日期是6个月后，美金价值则以6个月后的即期汇 率来决定；如果一马克值0.6美元，则机器的总值为180万美元；如果是0.7美元，则是210万美元。在6—12个月里，汇兑变动为10%—15%，并非不寻 常，因此，这种汇兑上的不确定金额是一笔相当大的数字。

在国外投资的公司，在管理汇率风险上挑战不断。预算、报酬、融资成本及返回母公司的利润价值，都跟随汇兑的浮动而变化。当作业是以不同货币来 进行时，也增加了合并财务报表的复杂性。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已针对外国货币单位帐户金额的转换，所引发的一些十分复杂且互相矛盾的问题，发表一连 串的声明。

汇兑风险对公司的另一重要影响方式，就是公司对抗外国竞争者的竞争能力。当某一货币升值时，在购买以其货币定价的货物时，就会变得昂贵。所以， 强势的美元将不利于美国公司外销产品，或是在美与非美国公司竞争。美国国内市场。凯特彼勒与小松之间的竞争就是明显的例子。部分原因是两家公司激烈的竞争，新闻界已做了详细报导，而且有一系列的个案讨论。1960年代，小 松发展了一套长期计划，首先要赶上当时在重机器业的市场领导者凯特彼勒，然后超越它。这个计划，在凯特彼勒开始积极彻底检查其作业情形之前，都十 分成功。

凯特彼勒发表了一项郑重的承诺声明，将改良其美国的生产作业，不像其他制造业者一窝蜂地到墨西哥或是太平洋沿岸国家建立廉价的作业。凯特彼勒 寻求方法使其本国工厂可在世界的规模上竞争。为此，它介绍了一项名为“拥有未来的工厂”的计划。公司要求这几年只要是所有美国工厂都要彻底检查、 装置新型自动机械加工系统和提升装配系统的效率化等等。

但是，凯特彼勒的领导人担心，日币不振会威胁他们工厂几年来的心血。公司的经济学者巴里斯(D.G.paris)问：“你想要多久的时间，才可使一家公司 减少20％的成本结构呢?”(凯特彼勒的PWAF计划的答案是：7年)。在最近的几个月内，巴里斯先生曾数度打电话给联邦准备银行的官员，重申此点。

七年来历经辛劳的痛苦改变，花费了20亿美元。在1989年与1990年间的16个月中，因日币贬值30%而完全被抵销了。

(一)规避汇率风险

类似凯特彼勒面对的汇兑风险是很难管理的。凯特彼勒企图使其生产作业有效率及有弹性，代表一种长期的承诺，以防止货币升值时影响竞争。在适当 的范围内这种作法有效，但是当货币剧烈变动时，一切的努力就被击溃了。

其他种类的汇兑风险，可以应用远期合同作更直接及有效的管理。再一次应用美国进口德国机器的例子：进口者在6个月内负债300万马克，因为进口 公司对德国马克负债(短期而言)，它可以在远期市场要求以目前的汇率套牢美元费用，也就是进口者以目前汇率购买300万马克的远期合同。利用上 表的汇率，六个月期的德国马克卖价是0.5996美元。如果进口者预先购买，它可套住1798800美元的费用，而无须考虑美元与马克之间的汇兑。进口者可以远期汇率得到所需之马克来付清债务。这个套牢汇率减少了或是免除了不确定的风险， 即称为避险(hedging)。

(二)购买力平准

未来汇率很难预测。有许多的预测服务，也有许多学术上的文章，讨论决定不同汇率的模式。有些模式十分简单，有些则很复杂。简单模式之一是，应 用今日的远期汇率预测未来的即期汇率，其他模式则应用复杂的统计关系。不幸的是，没有多少证据可证明这些模式的效用。但是，一项从经验观察得来的 关系，长期看来似乎是正确的，即有比其他国家更高通货膨胀率的国家，其货币相对于他国货币会下降。此项观察及原理基础，导致购买力平准(purchasing powerparity，PPP)关系。

购买力平准的基础就是两国货物价格之间的关系，单一价格法则是同样货物应以同样价格出售，无论价格单位是何种货币。假设在达拉斯的汽车卖价为 3万美元，同样的车子在巴黎卖15万法朗，为了汽车的卖价相等，一美元必须等于五法朗。如果一美元等于六法朗，就可以2.5万美元兑换15万法朗，而以 较便宜的价格在巴黎购买汽车，就会违反单一价格法则。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单一价格无法在所有的情况下成立。例如运输、关税、税赋及不同配销系统等的交易费用会导致不同的定价。但是，大部分来说，单 一价格法则依旧有效，甚且，当两国价格变动时，我们可看出汇率变动是反映不同的通货膨胀率。回到汽车的例子，如果美国汽车价格上涨10%，售价变成 3.3万美元，在法国则上涨20%，售价达18万法朗，相较于美元法朗的价值就应降低：依购买力平准的说法，即5.45法朗等于1美元。

虽然购买力平准绝非完美，但它仍是决定国家货币是否高估或低估的有用方法。如果一国的货币贬值速度远低于他国的通货膨胀率，它就是被高估了。

五、组织跨国公司

（一)跨国公司的研究

管理跨国公司有许多其他的挑战，艾波比的总裁巴尼维克，也是位十分有名望的国际企业主管，将这些挑战归纳成三种需要调解的矛盾：

要全球化，也要本地化。

要大，也要小。

要集中权力，也要分散权力。

巴尼维克的看法的重点是，虽然企业决策是在地方发生，公司必须愿意及有能力在世界各地对此作出反应。欲达此目的，公司必须大规模化及因此而来 的规模经济。消费者想要的有效率，只有规模经济才能提供。为达到此经济状态某些功能必须集中化，且要指出最佳作业方式，并在整个组织内实施。但因 企业是在地方进行，跨国组织必须快速反应及有弹性，并采用类似分权组织内的授权方式，以具备这两个特质。

当巴尼维克从合并一家瑞典与一家瑞士公司展开其服务时，他就希望创立一家有能力，可以在21世纪展开全球性竞争的公司。为了能管理以上的矛盾 点，他依据自己的事业与地理位置，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矩阵组织。在矩阵内的经理人均被赋予很大的自治权力。同时，他们也是全球企业区隔，和地域性或 是国家性组织的一部分。

巴列特(Christopherl.Bartlett)及哥韶尔(Sumantra.Ghosal)这两位学者，仔细研究艾波比及其他许多国际公司，来决定有效的组织设计。他们得到 的最重要结论之一是，需要有四种类型的经理人。每一种经理人，在组织内部都有一套不同的态度及扮演角色。在管理上的分类为：

企业经理人：策略家＋建筑师＋协调者。

国家经理人：情报搜集者＋建筑者＋贡献者。

功能经理人：扫描者＋传播者＋协调者。

总部经理人：领导者＋才能侦察者＋发展者。

我们可以从有趣的观点来看这四种角色，是如何横跨巴尼维克的矛盾管理。巴尼维克本身是总公司的管理者，负责发展组织及雇用适合人员来管理公 司。在其矩阵的一方是驻当地国经理人，他们在本地作业，建立组织和参与策略分析。在另一方是全球性企业经理人，他们担负起全部与策略事务相关的责 任，以及协调世界各地的企业活动。最后，在当地国和企业内，有功能经理人，他们决定最佳作业，及确保这些最佳作业将沿用于整个企业及各地区的子公司。

（二）跨国公司的管理

跨国公司作为一种现代的，同时也是大型的工商业组织形式，是伴随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而出现的一种产物，在近几十年来发展异常迅速，其影响渗透到 世界的各个角落，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其发展将更为迅速。

跨国公司作为一种新的工商业组织形式，其管理很多方面不同于传统国内企业管理，其中最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因素 要比国内企业所面临的要复杂得多。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必须学习和了解东道国的文化、风俗、习惯，对其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科技等制度有深刻认识和 理解，能够同其有不同价值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员工结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东道国各领域的发展状况及趋势有深刻的认识，并能够对其国内状况及在 将来国际环境中的地位有所预见，这样才能对公司面临的各种政治、法律和经济问题寻找一个恰当的解决方案，无疑，这些环境因素都对管理职能及企业职能的 履行方式有很大影响。实践证明，管理的基本原理在不同团体和地区都是适用的，但是，具体实施计划工作、组织工作、人员配备、指导与领导工作、控制工 作等管理职能的做法在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中有很大的区别。

跨国公司管理计划工作的基本内容，同样也是确定目标，然后选择战略、政策、规划和实施这些要求和程序。对跨国公司来说，计划工作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就是对外部环境中的挑战与机遇进行评估。对于国内企业而言，这是一项复杂而且困难的任务，对于跨国公司所处的复杂的内外环境来说，则存在许多不可预测 的因素，必须始终进行严密的观察，以便在变化迅速的国际大市场条件下把握企业生长、发展的机会。

对跨国公司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外界环境中的挑战与机遇往往同时存在，它既是优势，也是劣势。例如，东道国的基础设施不健全，对投资效益产生很不利 的影响，各种制度不配套将使经营面临很大的问题，文化教育落后致使国家公民的素质低下，公司不可能物色更合适的职员，同时对经营销售也带来不可避免困 难。另外，文化上的时间观念会影响到计划工作，尤其注重短期时间观念的文化态度对长期计划是部分有传导作用的；而一个国家政治与经济的不稳定对投资前景预测的影响，也会很大程度使长期投资的信心受到挫伤。

跨国公司建立组织机构同样也是为了便于实现公司目标，其组织形式也是多样化的，常见的是几种全球性的组织机构，即职能分部的全球组织形式——跨国 公司按制造、销售、财务等企业职能部分来管理公司有关的全球业务，例如负责生产的副总经理直接控制其国内外工厂生产的产品和有关的研究发展活动 ；负责销售的副总经理控制公司在国内外的销售机构，协调其在世界各制造单位的销售活动；产品分部的全球组织形式——跨国公司由公司总部确定总目标和战略， 按产品种类设定分部，以分部作为该产品全球产销活动的基本单位。此外，在总公司一级设定地区专配人员协调该地区内各种产品的业务活动 ；地区分部的全球组织形式——公司总部负责制订全球性的经营战略，并监督各地区分部的执行；地区分部负责该地区的经营责任，控制和协调该地区分支机构的一切产销 活动；混合分部的全球结构的形式——按产品及地区结合起来设置分部；多维立体组织机构——在采用混合分部组织结构的基础上，在公司总部分设专门联络各部门的职能机构，使主管人员掌握双重或多重的报告，从而形成一种多维立体 的交叉结构，有利于解决协调各职能、地区和产品部门之间相互紧密联系的问题，这种组织结构形式已成为跨国公司管理中组织发展中的方向。

无论采取何种组织结构形式，都涉及到专权与分权，即组织体制问题。组织结构形式按集中与分散程度的不同，基本上有三种体制：

①以母公司为中心，管理权力非常集中，这种形式称之类“民族中心”的体制；

②以许多分部或国外子公司为中心，管理权力非常分散，称为“多元中心”的体制；

③第三种体制介于上述二者之间，它将管理权力的集中与分散结合起来，称为“全球中心”的体制。

上述各个组织结构形式及组织体制都有优点及缺点，它们各自适用于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等的跨国公司。因此，对于大型的跨国公司来说，不同的组织设计 必须取决于不同的环境和任务的需要。

跨国公司管理人员的来源有三个方面：

①经理人员选用公司所在国的国民，这些外籍人员（具有某国国籍）经选拔后作为海外企业的代表并管理这些企业。这些管理人员由于其经历，一般都熟悉 母公司的政策方针和经营状况；

②跨国公司也可以从东道国国民中选拔管理人员，这些人员熟悉东道国的环境，对教育制度、文化环境、法律、政治制度及经济状况及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他们往往也了解熟悉本地的消费者、供应商、政府官员、员工行为特征和文化状况；

③跨国公司管理人员来源于第三国国民，他们都不是属于母公司所在国和东道国，既在公司总部，同时也在不同国家里经历过，因而有了经验，他们对各种 环境都比较熟悉，敢于改变，一般具备灵活反应的能力，对不同文化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强，敢于与不同文化环境的政府或人民打交道，在经营管理上往往具备很 强的能力，这种人是真正跨文化的。

对这三种管理人员，跨国公司可以区别使用，发挥各自特长，避免其不足。

在跨国公司内部，控制工作作为一项关键性的管理职能，是为了确保经营活动动与计划目标相符而对绩效进行衡量和校正。但是，这一职能的执行往往受到 跨国公司所独有的若干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大致归结为几个方面：

①跨国公司的收益、成本和利润都按不同货币计算。

②各种货币的汇率都受到高度浮动的影响。

③各国的会计实务与财务报表制度往往至各不相同。例如，会计程序往往既满足东道国税务部门的要求，也必须满足公司所在国政府的要求，还必须满足不 同国家中的股票、负责管理证券的机构和银行的要求，并且须符合本企业内部的规定。因此，编制符合上述这些要求的程序，是极为棘手的一件事情。

④部分原因可归之为衡量绩效的复杂性，所以对绩效的衡量往往会产生时滞，而这有可能对偏离标准情况的发现和纠正措施的采取。

以上几个方面的情况，说明跨国公司的控制工作是极为复杂的困难的。